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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国学导航历史的坏脾气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首页 经部 史部 子部 集部 专题 今人新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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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农民“失语症”的病史考察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现今,中国农民的失语,已经是人所共知的事实。各种超额摊派来了,他们说不出话;贪污腐败来了,他们说不出话;治?#19981;?#22659;恶化,他们说不出话;农村道德水准下降,他们说不出话;卖血被传上了爱滋病,被鸡头拐去了女儿,还是说不出话。被人在权钱交易的合谋下谋去了责任田并且拆掉了房子,总该说话了吧?依然没有,世界上只是多了几个自杀身亡的农民。城市收容制度也不知道害了多少农民,但是如果没有一个大学生身份的孙志刚出事,恐怕还是废除不了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也许有人会说,中国农民从来都是需要别人来代他们说话的,所以,现在也谈不上是失语。这种说法虽说由来已久,但其实多少有点似是而非。自古以来,固然农民一直希望别人,特别是有力者为他们说话,但并不意味着他们自己就不能说话,尤其是在太平年景,在他们自己的活动半径内。在传统的时代,农民一直都是有话语权的,虽然并不充分。当然,农民的话语权是分梯度的,农民中的精英,乡村能人和乡村知识分子,说话的声音最大;边缘的精英,诸如教门领袖、帮会小头目,等等,在某些特殊的场合下,说话声音也相当的响;一般的殷实农户,只要不是特别内向,也有声音。只有?#24230;?#30340;边缘群体才总是需要别人“代表”,或者是让正常的精英代表,或者是让边缘精英代表,或者让外面的别的什么人来代表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在我们某些学者的习惯里,总是倾向于?#35805;?#32769;实巴交、仅知道埋头种地的人当成农民,而将其他的农村人口都归为别的类别。说乡绅的时候,把穷秀才也归了进去,归进去当然也无不可,但是别忘了这些穷秀才,其实也是农民,至少农民的属性比?#29616;?#19968;些。在中国农村,社会的分层与分类,显然不能那么严格,跟我们古代的学科分类一样,多少有点混沌的意味,具体到某群人,往往具有多种面目。至少,农村里的穷秀才和识文断字并进过考场的童生们(这些人的数量相当多),比如像洪秀全、冯云山这样的人,绝对是有话语权的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在传统社会里,农民的教育、文化、习俗以?#21543;?#27963;环境是浑然一体的。大体上,农民农业生产以外的知识来源主要有两个,一是学校教育(私塾、乡塾等),一是?#38750;?#29071;陶。私塾教育不仅给了农民识字的能力,还教会了农民礼仪,使得农民的婚丧嫁娶有了张罗和喊礼的人,更重要的是给了农民说事的道理。这种道理经过?#38750;?#37324;?#39029;?#20041;士、义夫节妇形象的催化,使农民知道了什么叫做不忠不孝,什么叫做不仁不义,什么叫做不通情理。如果他们中间有人出现了问题,他们就会用这些道理来衡量。农民之所以总是倾向于请乡绅来调解纠纷,就是因为他们认为乡绅更加知书达礼,对这些道理懂得更多,尽管这些没有做过官或者具有高级功名的乡绅、秀才乃至童生或者别的什么有威望的人出来调解,用的话语也都是一样的。反过来,如果乡绅在行为上有失检点,?#29616;?#36829;反了这些道理,那么他在农民中的威望也就丧失了。大狗?#26657;?#23567;狗?#19981;嶠校?#20892;民的嘴巴同样是不饶人的,古代的农村社会,也有公?#37096;?#38388;,也有社会舆论,别的不说,就是妇女们的?#39029;?#37324;短,唾沫就能把人淹了。农民的这种话语,虽然不能上达天听,影响朝廷的政策,但对乡绅却是有作用的。乡绅在乡村的自治作用,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农民对他们的拥戴,显然,这种拥戴是跟乡里道义有密切的关系,乡绅绝大多数都不乐意让自己的桑梓地的农民看不起。?#37096;?#20197;说,即使没有乡绅出面,农民依然是有自治能力的,这种能力在平时体现为大型宗教和戏?#21482;?#21160;的组织,在战乱年代则表现为结堡自卫,在其中,农民的话语是起了相当关键的作用的。另外,农民说的话在某些条件下,也能影响到外边的世界,否则我们怎么能看到那么多民歌、民谣和民间传说?过去某些朝代,王朝政府甚至设?#27809;?#26500;专门采风。民间的声音,在某些特殊的背景下,?#19981;?#24433;响到上面的政治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然而,自清末新政以来,由于新旧教育的衔接在改革中没有做好,私塾?#29615;?#38500;之后,虽然并没有立刻退出历史舞台,但毕竟在陡然的变化中走向全面衰落,乡村文化的话语链出现了断裂。加上民国以来战乱和动荡不?#24076;?#20892;村精英劣化,强权话语进入,传统的礼法秩序陷入混乱,农民的说话能力开始大幅度退化。尽管如此,农民的自组织能力仍然可观。在军阀混战,外敌入侵的权力真空状态下,农村不仅出现了像红枪会这样部分?#26432;?#32536;精英主导的民间自卫组织,也有大量传统精英领导的联庄会这样的组织,对外来侵入的势力还多少有点对话的权力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国革命在农村,通过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(尤其是后者),在农村完成了颠覆性的革命。经过革命的风暴洗礼,新中国的建立也意味着农村话语的根本性变革。革命不仅仅是老的精英(从正常到边缘的)退出历史舞台,边缘群体进入中心,而且意味着农村话语体系的转换。旧教育基本上被扫除干净(只有少数地区以扫盲班的形式存留了下来),旧的宗教、祭祀、戏?#20013;?#32452;织?#19981;?#26412;上被新政权组织的宣传团体和群众组织所取代,传统的礼法社会在革命的炮声中彻底崩溃。在组织起来的农民中间,人们开始学会用新的话语,掺和?#22351;?#36807;去乡村道理的残余,来解决彼此的纠纷,处理相互的关系。?#24052;?#24535;”的称谓,开始与“乡亲”、“老倌”以及叔婶大爷、兄弟姐妹的称呼混用;开会、发言、批评、表扬,这样的新词逐渐被农民所熟悉;而且,在某种程度上,充斥整个社会的革命话语,诸如“批评与自我批评”、“公而忘私”、“斗私批修”、“大公无私”、“跟群众打成一片”等观念的频繁运用,对遏制农村干部的腐败,也的确有相当的作用。文革前在农村大规模推行的“四清运动”,尽管一度对农村干部的“四不清”问题(主要是多吃多?#24049;?#29983;活作风问题)进行了过筛子一样的清理,但真正算得上腐败的农村干部,实如凤毛麟角那样的稀罕,查出的问题,不过是多吃了几顿饭,私分了几斤谷子,贪污了几十上百元,就已经是大蠹虫了。尽管那时的农民没有丝毫的自由,但却处在强烈的革命道德话语的氛围之中,农村干部固然可以管,甚至关、打农民,但如果犯到了革命的话语,有点“四不清”的问题,那么被打翻在地的可能性也相当大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改革开放,尤其是进入1990年代以来,中国的现代化进程?#29615;?#29467;进,中国农村一下子被抛入了与新中国建立同等规模的大变革中。随着数以亿计的农民在城市出出进进,各种?#25945;?#30340;狂轰滥炸,城里的变幻景象也遮蔽了农村。农民虽然不见得都学会了城里人的时髦话,但城里流行的现代和后现代话语的去政治性和去道德性,依然左右了农民的话语。从前政治性道德性的革命话语被嘲弄和解构了,所有当年非常神圣的话语突然之间变成了笑?#24076;?#20892;民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就被卷入了话语转换的漩?#23567;?#20154;们在抛弃政治性话语束缚的同时,连附着其上的道德约束也一并扔掉。在全民向话语庸俗化的竞走中,农民兄弟的步伐其实并不慢,甚至道德的失落程度往往更大。突然之间,农民发现,当他们不再用道德话语约束自己的时候,用它来约束干部也有了几分困难。也许,人们还会操着传统的道德工具来抨击干部的腐败,但这种抨击事实上已经没有了道德的普适意义,更多的只是一种嫉妒,或者为自己讨公道求利益时的策略。人们对从?#21543;?#24694;痛绝的腐败丑?#26657;?#19981;仅内心的道德谴责不如从前,而且已经丧失了语言上的批判能力。事实上,?#22351;?#25256;击者自己有了权力,那么很可能比别人贪得更厉害。农民对干部的制约丧失了,而农民之间的纷争也进入原始状态,现在农村的人们解决彼此之间的纠纷,传统的道理和革命的话语都失去了作用,干部的调解也在逐步退出现场。在司法腐败没有根本好转之前,农民走向法庭其实未必意味?#27966;?#20250;的进步,?#37096;?#33021;是在寻租,实现对自己有利的权钱交易。而更?#26432;?#30340;是,很多的人事实上选择了武力解决,极大地恶化了农村的生存空间。应该说,农村的失控和农民的失语,在某种程度上有着因果的联系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农民如果在自己的生存半径之内,尚且处于失语的状态,那么,无论我们有多少?#24049;?#30340;愿望和措施,都是不可能让他们走向自治的。他们可以为了一斤猪肉放弃自己的权利,?#37096;?#20197;像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刚刚播过的山西老夭头村的村民那样,以每张1800元的价格,卖掉自己的选票。因为事实上他们的话语里根本没有“权利”这个概念,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投票权对自己意味着什么。我发现,在东南沿海的发达地区,某些卷入市场颇深的农民群体,虽然对于民主概念依然模糊,但由于市场的缘故,已经意识到了自身的权利,所以也有自组织的愿望和期待,居然有了自己的NGO(非政府组织)。而在某些偏远的山区,比如湖南的平江,由于传统的礼法体系尚有残存,私塾还有生存空间,传统的话语还有市场,所以传统的民间组织?#37096;?#20197;生存,在传统的话语氛围里,乡村干部的行为也得到?#22235;?#31181;约束。某些基督教盛行的农村,在宗教话语的氛围中,在教的农民?#37096;?#20197;依托教会,对他们利益相关的事情说点什么。事实上,只有失语的农民是无法自组织的,即使有外人介入组织了起来,恐怕也很可能是暴民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在此社会大转型之际,知识界所要做的,也许只有一件事,那就是帮助农民走出失语状态,让他们用自己的话语,组织自己的自治,或者帮助农民以他们熟悉的形式,掌握现代话语。如是,中国幸甚,世界幸甚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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